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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商业银行认购并购基金的交易结构详解
时间:2021/4/22 15:57:26 来源:长沙裕朋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资产荒的大背景下,银行理财资金不仅满足于非标债权的投资,越来越多的银行开始频频涉猎并购基金的投资,为上市公司、券商及 PE 等机构的并购重组业务提供融资服务和资金支持。那他们是怎么做的呢?怎样才能确保资金安全呢?增信措施如何落实呢?本文将详细分析银行理财资金认购并购基金的交易结构

1. 市场变化,银行理财资金配置重塑
近年来,银行从传统的信贷业务开始向投行类业务大举进军,其理财资金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市场并购基金当中,为上市公司、券商及 PE 等机构的并购重组业务提供融资服务和资金支持。
       2. 名股实债,银行理财融资初衷未变
尽管是认购并购基金的有限合伙份额,银行理财资金参与并购基金仍然是一项融资行为,而非完全意义的股权投资;因此,交易对手主体信用情况,并购基金及被收购标的的现金流情况,并购基金设立和运作相关政府批文的获取,被收购标的资产的商业模式、行业景气度,银行理财资金退出方式的增信措施等银行融资授信审批关注的要素,仍然是银行理财认购并购基金项目必不可少的交易关注点。
       3. 产品合适,方能获得银行理财青睐

因此,上市公司、券商及 PE 等机构在并购项目中为获得银行理财资金的融资支持,在基金层面或产品交易结构上尽可能地提供满足银行需求的交易方案,这对于融资交易的顺利达成、甚至是并购项目的达成有着重要的意义。

交易结构——基金层面(1)

交易安排:

银行参与并购基金,会对基金拟收购的标的资产情况设定投资标准,具体操作上对每一个拟投项目都需要内部报批审阅通过。但是银行作为 LP 在法律上不能参与并购基金的日常经营运作

因此银行会:(1)选择自己认可的通道作为双 GP 之一参与并购基金运作,落实银行设定的并购投资标准;

(2)要求并购基金设立投资咨询委员会并派驻人员,就并购基金投资事宜进行决策,并就拟投资标的拥有一票否决权。

交易结构——基金层面(2 )

交易安排:
为保障在特定情形下可以顺利退出并购基金,银行会在参与并购基金之初就签署好相应的退出协议(或份额转让协议);同时就并购基金的管理事宜提出符合银行利益的要求。
另一方面,除了银行外还有其他 LP 投资者,而 GP 管理人并不一定希望其与银行 LP 就融资事宜达成的安排(包括增信措施、LP 退出机制等)被其他 LP 投资者知悉;因此,就 GP 管理人向银行 LP 提供的在基金层面的交易安排,可通过签署有限合伙补充协议的方式来进行安排。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合伙协议补充协议务必要和合伙协议保持一致,且该等补充交易安排要符合合伙协议的约定,以确保补充协议交易安排的有效性。

交易结构——回购、差额补足

交易安排:
银行认可的兜底方在银行放款前,与银行签署回购协议或差额补足协议(流动性补足协议),约定:
(1)发生特定事项银行资金需退出并购基金时,由兜底方以约定的价格回购银行持有的 LP 份额;
(2)并购基金向银行分配的当期收益不足时,由兜底方提供流动性补足以确保银行的当期收益。
说明:
银行理财认购并购基金会要求相关交易对手提供相关抵质押增信措施(具体增信见下文描述),回购或差额补足义务的设定乃设立金钱给付之债务,即设定主债权,这样为股权质押、股票质押、现金质押、资产抵质押等担保措施的设立提供一个可被担保的主债权。
回购触发条件:
常见的回购义务触发事件可包括:
       (1)并购基金持有标的资产的退出方式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或影响;
       (2)标的资产的经营运作、资产本身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或影响;
       (3)银行要求的增信措施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或影响;
       (4)标的资产经营运作、资产本身相关主要合同发生违约或提前结束;

(5)并购交易(购买标的资产的交易)本身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或影响。

交易结构——资金监管

交易安排:
通常情况下,银行需要对理财资金进入标的资产前的所有账户进行资金监管,以确保融资资金确实完成了并购交易,并按照并购交易合同支付给了标的资产的原持有人。
另一方面,银行同时需要监控标的资产产生的现金收入情况,确保该等资金能顺利回到并购基金并且能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分配给银行;因为这至少是银行投资并购基金的利息部分的第一还款来源。

更进一步,银行要求在资金监管合同里面落实相应的现金质押条款,即在发生回购触条件的情况下,监管账户里的资金应当立即质押给银行,用以担保兜底方回购(差额补足)义务的履行;这样方可确保该等现金资金与交易对手其他资产进行破产隔离,且银行有优先受偿权

*资产证券化业务中资管计划如何缴纳增值税——140号文面临的又一重大挑战

资产证券化业务中资管计划如何缴纳增值税

140号文下发后,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资管计划管理人缴纳增值税——资管行业年底又逢黑天鹅》,在金融业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引起了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后续一些金融业内人士以及律所的律师也结合资管业务模式分析了140号文对资管业务的影响。对于140号文的问题,我也和一些金融机构的产品负责人以及财务负责人进行了一些沟通,同时,年前我和中国基金业协议也就一些问题进行过沟通,我发现,大家关注的一些焦点问题主要围绕公募基金的债券利息、基金专户、券商大集合、小集合等政策适用问题、净值型资管产品的估值税收影响以及系统改造问题、资管计划征收方式是一般还是简易问题,不同资管产品之间盈亏能否互抵的问题等等。这些技术性问题都很重要,会直接影响到140号文的平稳落地实施。

 但是,我个人感觉,这些技术性问题只要大家沟通充分,在短时间内还是能取得共识的。而我一直担心并主要思考的其实是140号文对资产证券化类资管产品产生的影响。虽然财政部和总局在140号文解释稿中也说了,140号文只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6】5号)营业税规则的一个过渡。但是,我一直认为当初2006年5号文中对于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CLO)的营业税规则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当时营业税下的一些特殊的税收征管制度背景,有些问题没有暴露出来。但是,营改增后增值税的征管模式可能会使得5号文的原则在140号文以后无法有效执行。因为,不同于其他的资管计划,资产证券化的资管计划需要解决如下几方面棘手的问题:

 1、增值税纳税主体与增值税开票主体的协调;

2、法律层面的“真实出售”、会计层面的“出表”与否与增值税开票、申报的协调;

3、资管计划本身是投资行为还是融资行为的界定;

4、证券化现金流是含增值税现金流还是不含增值税现金流;

5、原始权益人证券化的增值税处理与所得税的协调问题;

6、在资产证券化业务中,管理人为增值税纳税人与原始权益人的增值税纳税人身份的协调;

 7、资管计划中的增信措施是否影响资管产品增值税纳税义务的界定;

 8、资管产品的优先、劣后分级问题是否影响到产品持有人的增值税纳税义务。

 本来资产证券化业务的法律问题、会计核算问题就是非常棘手的问题。而现在140号文出来就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因为你要需要同时协调合同法律关系、会计核算规则与税收业务规则三者之间的关系。目前,我国ABS的规模不断扩大,资产证券化业务也是国务院鼓励的,而现在如火如荼的PPP项目融资很多都要通过资产证券化方式进行。因此,140号文如何在资产证券化业务中平稳落地对中国未来金融市场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由于这里面问题实在非常复杂,因此,这篇文章中我只是把我思考的这些问题提出来,以期行业内人士以及财税界专业人士能够关注。 

第一个问题:增值税纳税主体与开票主体的确定

 在资产证券化业务中,原始权益人需要将基础资产出让给资管计划,这个基础资产可以是现在就存在的资产比如信贷资产、融资租赁资产,也可以是一个未来的资产比如收益权、受益权。但是,从法律关系来看,在“1”中,原始权益人和客户之间基于合同形成了一系列法律关系,比如贷款合同、融资租赁合同、房屋租赁合同或者物业收费合同等。原始权益人在“2”中不可能是把基于“1”中所有合同的权利和义务转让给资管计划,他转让的仅仅是基于“1”中,原始权益人已经按照合同要求为客户提供了相关服务,形成的其向客户索取价款的权利,也就是原始权益人在“2”中转让的只是合同之债。因此,虽然原始权益人把基础资产转让给了资管计划,但增值税开票义务是否也一并转移给资管计划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目前流转税中的规定:

按照财税【2006】5号文的规定,我们在信贷资产证券化(CLO)中,金融机构将信贷资产转让给受托机构(相当于资管计划)后,那金融机构就不缴纳增值税,而是让受托机构缴纳。但是,客户的贷款合同还是和原金融机构签订的,如果客户需要开具发票该如何处理呢?即在该贷款资产的出售在法律意义上可以界定为“真实出售”且会计上也符合“出表”条件了,那后期客户支付利息时该向谁索取发票,这个问题随着“营改增”后发票刚性强化后就逐步凸显出来。

原来5号文在营业税下有些问题没有暴露出来是因为银行即使按照5号文将信贷资产转让给受托机构不缴纳营业税了,但大多数银行当时还是正常给客户开具贷款利息收据。即在营业税下,银行贷款利息收据的开具和营业税纳税没有必然关联。但是,增值税下,如果银行把信贷资产转让给资管计划,如果此时银行不再缴纳贷款利息增值税,改由资管计划管理人缴纳,但银行继续给客户开具增值税发票,则出现了开票主体和纳税主体不一致的情况,这个在征管层面肯定是存在很大问题的。那么让资管计划管理人给客户开票是否可行呢,这个在税收法律关系还需要重新界定。但如果该资产不是信贷资产,而是一个污水处理水费权、高速公路收费权、物业收费权资产证券化,让资管计划管理人缴纳增值税和开票根本无法执行。

 国家税务总局2015年90号公告则是另外一个思路。虽然90号公告针对的是保理业务不是资产证券化业务,但在税收性质的界定上是相通的。90号文实际明确了融资租赁业务中,不管原始权益人通过保理业务实现租赁收益权的出表还是不出表(买断式保理VS非买断式保理),都不改变原始权益人和客户的税收关系,原始权益人基于融资租赁业务的增值税纳税义务仍然由原始权益人承担,则开票义务也仍然由原始权益人承担。

这两种不同的税收政策思路实际就影响到了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设计,即资产证券化的未来现金流究竟是含增值税现金流还是不含增值税现金流,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

第二个问题:法律(破产隔离)层面“真实出售”、会计层面“出表”与增值税开票、申报的协调

是否构成法律(破产隔离)层面真实出售、是否能实现会计“出表”是很多资产证券化产品设计中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当然,对于信贷资产证券化或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而言,有会计“出表”或“不出表”之争。但是,对于那些基于未来现金流的资产证券化业务,本来证券化当时就不在表内,也就不存在是否“出表”问题。其实,会计出不出表,核心的还是看在“2”中,原始权益人将基础资产出让给资管计划,从资管计划取得一笔现金支付是否在会计上作为债务融资进行会计核算和披露。因此,原始权益人将基础资产真实出售给资管计划,如果税收上仍要求原始权益人缴纳增值税并开票,是否影响会计师对于资产是否出表的会计判断,这个则是140号文衍生出来的新问题;在实际操作案例中,如何认识法律层面的“真实出售”、会计层面能否“出表”以及增值税层面的开票和申报关系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三个问题:如何看待原始权益人和资管计划的税收法律关系

 在“2”中,原始权益人把基础资产出售给资管计划,取得一笔现金支付。但对于资管计划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际是前期支付一笔现金,未来再逐步从基础资产中取得现金收回。如果在出售之初,大家就知道资管计划给出一笔资金,未来收回的金额是固定的或可确定的,那根据财税【2016】36号文的规定,资管计划从事的实际是一项贷款服务,则资管计划需要按贷款服务缴纳增值税。如果未来收回的金额是不固定或不确定的,则资管计划就是一种投资行为,这种行为就不需要缴纳增值税。如果资管计划未来收回的金额一部分是固定的,另一部分是不固定的,这个又该如何处理?同时,如果在资管计划产品设计环节通过各种增信措施使金额确定或固定,又该如何界定,这些问题就非常棘手。

第四个问题:资管产品分级对增值税纳税义务界定的影响

140号文将金融商品分为保本型和非保本型,对于保本型按贷款服务缴纳增值税。在资产证券化业务中,很多资管计划都有优先和劣后的分级,而优先和劣后的合同约定各不相同,同时在资产套资管的嵌套结构中,分级问题在多个资管层面都存在。因此,优先、劣后以及其他增信措施是否影响增值税纳税义务的界定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税总函【2015】300号体现的政策制定者思路需要被认真评估。我国目前贷款业务虽然改为增值税,但是本质还是营业税机制。所以,这些问题处理不好,肯定会出现重复征税的问题。最近我在处理一些PPP项目融资构架方案中就已经发现这类问题,如果层层征税,很多PPP融资方案就无法实施。

第五个问题:如何把握资管计划以管理人为纳税人这句话

140号文虽然说资管计划以管理人为纳税人,但是不管是资管计划、信托计划还是基金专户,他们和投资者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契约投资关系,即管理人是接受投资者的委托,以自己的名义,基于投资者的利益,为投资者服务。因此,资管计划以管理人为纳税人,本质上是管理人以自己的名义为投资者缴纳了增值税,投资者取得的分配金额是缴纳完增值税以后的金额,而不是资管计划管理人为原始权益人缴纳增值税。

第六个问题:资产证券化业务中企业所得税与增值税的协调

 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资产证券化业务中,我们必须对原始权益人出让基础资产环节区分他们是“真实销售”还是“担保融资”。如果是“真实销售”,那原始权益人在资产出售环节就需要就转让价差缴纳所得税。在这个环节对应的增值税,我们一般认为鉴于贷款资产不属于金融商品,就好比债权转让不缴纳增值税,债券转让缴纳增值税一样,原始权益人“真实销售”贷款资产包,不缴纳增值税。而对于很多以未来现金流进行证券化的的资管计划而言,他们都属于担保融资行为。此时,资管计划自身又面临贷款服务的增值税问题了。同时,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确定资管计划的实际利息往往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而且,在“担保融资”情况下,资管计划还存在需要向原始权益人就融资利息部分开票的问题,否则原始权益人的企业所得税问题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最后,对于资管计划自身的所得税问题,就涉及到公司税制、合伙税制的讨论,就更加复杂了,这里暂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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